尚书考试试题《尚书》的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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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全文翻译及对当今社会的意义所在

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8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和编本。

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

《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又，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吴□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宋代刻本《尚书》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无逸》篇中周公劝告成王：“呜乎！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秦誓》篇写秦穆公打了败仗后，检讨自己没有接受蹇叔的意见时说：“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话语中流露出诚恳真切的态度。此外,《尧典》、《皋陶谟》等篇中，还带有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因此，《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

《尚书》的文字内容特点：《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就是指这个特点。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

尚书第三

作者：朱自清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记言大部分照说的话写下了，虽然也须略加剪裁，但是尽可以不必多费心思。记事需要化自称为他称，剪裁也难，费的心思自然要多得多。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①，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数，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作，应该分别的看。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②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③；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④。“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着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⑤；不过也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⑦！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干净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叫孔安国的。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⑧。这便是后来所谓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⑩。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直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的亡佚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的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满不是的。成帝便将张霸下在狱里，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⑾，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⒀，正是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义”，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约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叫做“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开。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⒁。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⒂；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到朝廷上去。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了。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才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便用的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更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吴棫首先发难。他有《书裨传》十三卷⒃，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⒄。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第二是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辩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指出。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的劳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该分别的看。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这么着，《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关于《尚书》的介绍?

最早的史书《尚书》介绍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古人“尚”与“上”通用，“书”原来就是史，上古时，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由于这部书所记载的是上古的史事，所以叫做《尚书》。《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王充《论衡?正说篇》）

《尚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它的“典”、“谟”、“训”、“诰”、“誓”、“命”六体，有的是讲演辞，有的是命令、宣言，有的是谈话记录。《尚书》记事的内容，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尚书》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共100篇。

《尚书》是由谁编纂的呢？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编纂的。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他生活的年代是礼、乐废，《诗》、《书》缺的春秋末期。所以他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上面，还为《尚书》写了序。司马迁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因此，《尚书》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

孔子收徒讲学时，还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他认为这六种教材，可以使人“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这说明了“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历史文献的汇集。因为它广泛记叙了我国当时的政治历史与社会情况，所以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史学的发轫之作。

在先秦时代，《尚书》只称为《书》，有时也加上时代名称，分别称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到了汉代才称为《尚书》，表示它是上古时代的书。相传孔子曾经对于《书》的各篇加以删定，“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并且将《书》作为教授弟子的一种教本。大约到战国时期《书》才正式编定。秦代禁止民间私藏《诗》、《书》，但秦王朝任博士之职者仍可以拥有。

经秦博士整理写定的《书》约有百篇。汉代所流行的伏生本《尚书》“可能是秦的官本，乃经秦博士加以部分的编理的”（陈梦家《尚书通论》第22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经过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书》渐渐亡佚。据说秦博士伏生把《书》藏在墙壁里，但还是丢了数十篇，到汉惠帝时，他才找到二十九篇，用以在齐、鲁地区教授学生。伏生所传授的《尚书》用汉代隶书写定，后来便被称为《今文尚书》。另外，汉代还有用先秦时代的古文所写定的《尚书》被称为《古文尚书》。这部书“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这部书又称为孔壁《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经汉魏之际的社会动乱以后，这部《尚书》亡佚殆尽。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古文尚书传》五十八篇，说是汉代孔安国为之作传的《尚书》传本，比《今文尚书》多出二十五篇。自唐以后，对于梅赜所献的这部书不断有人怀疑，据《朱子语类》载，宋代朱熹曾疑此书“平易易晓”，与伏生书“艰涩难晓”殊不类，所以怀疑其为“假书”，并且所谓的“孔传”也非孔安国所作，亦是“伪书”。此后学术界疑此书的人渐多。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列举证据，反复辨析此书之伪，自此定谳，此后这部在学术界即被称为《伪古文尚书》，其注解亦被称为“伪孔传”。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的重大影响，特别表现在由它引起的长时期的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斗争和宋元明清时代的辨伪求实学风的发展这样两个方面。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保存了我国上古时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历史文献，所以成为历代人们了解和研究上古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早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大师，以及《左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等书，都曾引用《尚书》来阐述历史和自己的理论。汉代自武帝时《尚书》被立为《五经》之一，并设立博士以后，官学和私家研讨《尚书》之风都十分兴盛。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尧舜禹及夏商周时代的历史，许多地方都是以《尚书》的记载为蓝本的，直到今天我们认识古代历史，《尚书》仍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正由于它无比重要，所以对于《尚书》的研讨态度及方法，就成为构成不同学派（特别是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主要依据，并且随着时代演进，学派间相互辨难，这就大大促进我国古代经学、史学等的发展。一部书能够影响整个中国古代学风，并引起历代人们研读的巨大兴趣，无出《尚书》其右者。

《尚书》各篇的撰写与编定时代不一，但可以看出，其编写者已经有了越来越自觉的史学意识。成书于殷周时代的《盘庚》及周初八诰，不仅史料价值最高，而且其记事、记言与写人都已粗具规模，行文述事亦很有逻辑。《盘庚》三篇除记载王诰辞以外，还以简略的语言记载了迁都的过程。《召诰》记载周营建东都雒邑事，开始就说：“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已经完整地记载了事情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多士》、《多方》两篇记载周公对于殷遗民和诸方国首领的诰辞，也都是先简略写事情原委，再写诰辞内容。而《洛诰》则将所述事情的时间地点记于文末，最后言“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指明这是周公摄政称王第七年十二月的事情。时代比殷盘周诰稍晚的《顾命》篇则以精炼的语言将武王逝世、周公摄政、还政成王繁琐杂乱的史事细节写得清清楚楚，还营造出静穆肃庄的王室大事的氛围。总之，《尚书》各篇在记事方面虽然还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但已具备记事本末的雏形。此外，在史学语言的应用上，《尚书》诸篇也多独具匠心。虽然由于时代悬隔今天读起来有佶屈聱牙之感，但在当时却是十分生动的。

《尚书》不仅为后世人们认识我国上古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资料，而且其写作为后世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今天研读《尚书》的时候，应当了解其成书源流，分辨今、古文《尚书》的不同。《伪古文尚书》的价值虽然远远赶不上今文《尚书》，但是它毕竟为时代较早的魏晋时代所编撰，其所依据的材料有不少现在已经见不到了，所以它也是有重要价值的篇章。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尚书》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的《尚书》均需烧毁。此后，引起了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争论。秦焚书时，济南有个名叫胜的博士伏生，他秘密地把《尚书》藏在宅中的墙壁间。汉初局势稳定之后，他从壁中取出藏书时，书已散乱不堪，只得28篇。伏生用这28篇的不全《尚书》，讲学于齐鲁之间。由于这些篇章是用当时的隶书写成的，故称为今文《尚书》。这部书被汉朝政府列于学官，据多数学者的考证，认为它是真的。

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范围，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并从孔宅墙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汉以前的大篆或籀文）写成的竹简，为古文《尚书》。当时的学者孔安国（孔子的后代），把它和通行的今文《尚书》互相校读了一遍，多出了16篇。这部古文《尚书》一直没有被汉朝所重视，也没有列于学官，又没有人传授。到王莽时才把这部古文《尚书》列于学官。到东汉时，才逐渐盛行，当时的大学者马融、郑玄等人并为它作注释，于是才盛行于世。但它与今文《尚书》相比较，还是不如今文《尚书》被人重视。

东晋元帝（司马睿）时，豫章内史梅赜曾经向朝廷献上25篇的古文《尚书》（它与汉代的古文《尚书》也不同），还有伪造的孔安国《尚书传》。东晋政府把它列于学官，影响较大，在社会上流传了很长的时间。到唐朝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命令修撰群经正义，孔颖达作《尚书正义》和陆德明写《经典释文》时，都是根据梅迹所献的这个本子。于是它便成了官府的标准本，以后又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行。

到了南宋初年，朱熹等学者开始怀疑梅赜这部书，认为从文字看，不像周秦时的文词。到明清时，有更多的学者继续指责梅迹这部书。明梅鷟作《尚书考异》，清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清惠栋作《古文尚书考》，都认为梅赜的《尚书》为伪书。这一来，梅赜的古文《尚书》其真伪，便成定论。

由于汉朝时从孔府壁中取出的蝌蚪文《尚书》早已散失，东晋梅迹的古文《尚书》虽被认为是伪书，但它们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行，也就弄假成真了。我们今天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即今文《尚书》与梅氏所献的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共58篇，即《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二篇。

《尚书》为我们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如《尧典》记载着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度权位继承情况。《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地理文献。《盘庚》记述商朝迁都情况。

《尚书》是难读的。司马迁写《史记》时，采用了《尚书》的材料，或录全文，或取部分文字，但他运用了“以训诂代经文”的原则，把《尚书》的原文翻译了一遍，使先秦的古书，变成为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例如《尚书?尧典》中有“钦若昊天”的话，《史记?五帝本纪》便写为“敬顺昊天”。又如《尧典》中的“瞽子”，《五帝本纪》中改作“盲者”。所以我们可以把《尚书》和《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对照来读。

历代研究、注释《尚书》的著作很多，最通行的是《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正义》，由于它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其中真伪参半，我们必须予以分辨。即使是伪造的那一部分，也是出于魏晋人之手，对于研究《尚书》来说，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清代学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是比较好的注本，它吸收了清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

近人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牟庭的《同文尚书》等，也可供我们参考。

《四库提要·尚书正义》

旧本题“汉孔安国传”，其书至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奏於朝。唐贞观十六年孔颖达等为之疏，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又加刊定。孔《传》之依托，自朱子以来递有论辩。至国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据者：梅鷟《尚书考异》攻其注《禹贡》“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条、“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条，地名皆在安国后。朱彝尊《经义考》攻其注《书序》“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一条，谓驹骊王朱蒙至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安国武帝时人，亦不及见。若璩则攻其注《泰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与所注《论语》相反。又安国《传》有《汤誓》，而注《论语》“予小子履”一节乃以为《墨子》所引《汤誓》之文（案安国《论语》注今佚，此条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证佐分明，更无疑义。至若璩谓定从孔《传》，以孔颖达之故，则不尽然。考《汉书?艺文志叙》，《古文尚书》但称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立於学官，不云作《传》。而《经典释文叙录》乃称《艺文志》云安国献《尚书传》，遭巫蛊事，未立於学官，始增入一“传”字，以证实其事。又称今以孔氏为正，则定从孔《传》者乃陆德明，非自颖达。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传》亡《舜典》一篇，时以王肃《注》颇类孔氏，故取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十二字，是姚方兴所上，孔氏《传》本无。阮孝绪《七录》亦云，方兴本或此下更有‘睿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异，聊出之，於王《注》无施也。”则开皇中虽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传》中，故德明云尔。今本二十八字当为颖达增入耳。梅赜之时，去古未远，其《传》实据王肃之《注》而附益以旧训，故《释文》称王肃亦注今文，所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此虽以末为本，未免倒置，亦足见其根据古义，非尽无稽矣。颖达之《疏》，晁公武《读书志》谓因梁费?《疏》广之。然颖达原《序》称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六家，而以刘焯、刘炫最为详雅。其书实因二刘，非因费氏。公武或以《经典释文》所列义疏仅?一家，故云然欤？《朱子语录》谓“《五经》疏《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易》、《书》为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训故究赖之以有考，亦何可轻也！